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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湖地区畜禽养殖污染形成机理及管控政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71303099）、江西省社科“十二五”规划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研究”（13YJ50）、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完善我省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研究”（14SKJD20）、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化肥污染管理政策优化：基于农户行为选择和管制成本最小化的分析”（GJJ13291）、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江西生猪养殖对环境影响及其治理研究”（2015-06）

　　潘丹，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讲师，博士；（江西南昌 330013）

　　孔凡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农业大学一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 33007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日趋严峻的畜禽养殖污染形势已为学界所广泛热议。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农业面源污染源之一，畜禽养殖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COD）达到1268.26万吨，占全国所有污染物排放化学需氧量的41.9%；氮和磷污染的排放量分别为102.48万吨和16.04万吨，分别占全国所有污染物氮和磷排放总量的21.7%和37.9%。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人们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未来我国的畜禽污染排放量将会进一步增加。Fischer等的研究预测。2020年我国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量将会比2007年增加37%。那么，在畜禽养殖产业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如何在保障人们畜禽产品需求供应的同时减少畜禽污染排放？这就有必要探讨：畜禽产业发展与其污染排放之间是否已存在脱钩关系？影响脱钩与否的因素有哪些？实施哪些政策和战略能够促进脱钩的实现？开展不同类型区域畜禽污染排放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对实现我国畜禽产业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目前，关于我国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李飞和董锁成对我国西部地区畜禽养殖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畜禽养殖氮、磷污染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田素妍等对经济发展水平与畜禽养殖碳排放进行了分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畜禽养殖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脱钩（Decoupling）理论近年来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引入到农业政策与环境研究领域，是一种有效的评估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关系的方法。该方法为测度和评价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思路。

　　2014年11月，国家正式批复《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称为《实施方案》），通过实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战略，将把江西省建设成为我国大湖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开发的典型示范区。《实施方案》把“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减排与治理力度”作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任务的重要方面，并提出要“通过科学配置农业资源，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合理安排农村畜禽养殖布局，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对鄱阳湖流域水环境的破坏”等措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省农业大区，以不足全省37%的国土面积生产了全省47%的粮食、85%的棉花、56%的油料、39%的肉类、55%的禽蛋和53%的水产品，并为全省50%乡村人口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空间。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日益严重，畜禽污染对鄱阳湖流域水质的影响达到60%以上。作为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区以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典型示范区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与产业协调发展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的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因此，本文借助脱钩评价模型，量化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对影响畜禽养殖污染脱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牧业畜禽清洁生产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参照陈敏鹏的研究，采用清单分析方法对畜禽养殖污染排放进行测算。核算的污染物主要有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和总磷（TP）三类。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相应的畜禽污染排泄系数的国家标准，本文参照国家环保总局自然生态司调查和试验得出的畜禽污染物排泄系数，整理如表1所示。

　　进一步，采用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标准将畜禽污染物排放量换算为等标污染排放量，其中COD、TN、TP污染物排放评价标准分别为20mg/L、1mg/L和0.2mg/L。

　　目前，脱钩分析模型主要包括基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OECD脱钩指数模型和基于增长弹性变化的Taoio脱钩状态分析模型。Taoio脱钩指数模型具有OECD脱钩指数模型难以比拟的优势。OECD脱钩指数模型计算结果的稳定性依赖于基期的选择，不利于脱钩状态的判定，而Tapio脱钩指数模型可对总脱钩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因素对脱钩指标变化的作用，这种分析方法不受统计量纲变化的影响，提高了脱钩测度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基于Tapio的畜禽污染排放与产业发展的脱钩模型如下：

　　分别将上述各个效应除以畜禽养殖污染总变动量（AAP）即得到各个效应对畜禽养殖污染变动的贡献率。

　　由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13个设区市的区畜禽产业比重较小，且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所以本研究选取非市区类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同时，由于景德镇市统计年鉴中仅有全市的相关统计数据，而没有其所辖珠山区、昌江区、乐平市和浮梁县4个县（市、区）的相关统计数据，仅对全市的相关参数进行了估算。因此，最终本文使用的数据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4个县（市），即：南昌县、新建县、安义县、进贤县、九江县、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星子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瑞昌市、余江县、贵溪市、新干县、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东乡县、余干县、鄱阳县、万年县和景德镇市，研究时段为2000-2012年。畜禽养殖数量以及畜牧业产值数据来自于历年的南昌、景德镇、鹰潭、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和吉安各市统计年鉴。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据统计，200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年末存栏562万头，2012年增长到880万头，增长了56.58%。根据单元调查法，计算得到2000-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等标排放量，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图1显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等标排放量由2000年的24.32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37.87万吨，增加了13.54万吨，年均增长率为3.76%。2008年以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等标排放量一直处于稳步攀升之中，2008年之后则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有关。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批准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并制定了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性目标，从而使得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量下降。

　　畜禽养殖污染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面源污染中，化肥TN和TP排放比例分别为14.49%和7.01%，畜禽养殖TN、TP和COD排放比例分别为72.64%、81.09%和85.43%，农村生活垃圾TN、TP和COD排放比例分别为12.87%、11.90%和14.57%，畜禽养殖污染所占比例超过化肥和农村生活污染的总和，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如表3所示）。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01-2012年畜禽产值作为畜禽产业发展指标，以畜禽养殖等标污染排放量作为畜禽污染排放指标，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状况，具体的脱钩状态见表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状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8年是第一个阶段，为波动期。该阶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二者关系经历了“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弱脱钩”这一过程。除在2002年、2003年、2006年呈现扩张负脱钩状态，即畜牧业产值缓慢增长但是畜禽养殖污染排放却大幅增加外，其他年份均为弱脱钩状态，即畜牧业产值增长同时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缓慢增长。如2001年期间，畜禽养殖污染的增长率为6.40%，小于畜牧业产值增长率的10.04%。其中以2007年期间的脱钩状态最为显著，畜禽养殖污染的产值弹性系数仅为0.15，这一时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牧业产值增速相对较高但畜禽养殖污染的增加速率却大幅下降，增长率仅为2.72%，远小于18.72%的畜牧业产值增长率。2009-2012年是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强脱钩状态。这一期间畜牧业产值保持上升势头，但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量出现了下降趋势，如2009年期间，畜禽养殖污染下降了7.72%，而畜牧业产值却增长了15.50%。从总体上来看，2001-2012年之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呈现弱脱钩状态，畜牧业产值增长同时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缓慢增长，脱钩弹性值为0.19，脱钩状态较为理想。

　　进一步，采用脱钩模型对2000-2012年间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弹性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市）层面上进行了测算，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2000-2012年间，安义县、九江县、瑞昌市、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星子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和万年县的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弱脱钩状态，这些地区畜禽产业发展的增长速度快于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增长速度，脱钩状态较为理想：新建县、余干县、鄱阳县、景德镇、新干县和贵溪市脱钩弹性系数位于0.8-1.2的取值区间，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增长联结状态，畜禽产业发展的增长速度慢于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增长速度，需要采取措施降低畜禽养殖污染；南昌县、进贤县、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东乡县和余江县脱钩弹性系数大于1.2，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扩张性负脱钩状态，这些地区畜牧业产值缓慢增长的同时畜禽养殖污染排放却大幅增加，畜禽污染排放减少压力巨大。

　　根据前文所述分解方法，对2000-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的变动进行因素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

　　畜禽环保技术效应和劳动力效应为负值，意味着畜禽环保技术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推动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的下降。除了2001年和2011年，其余年份畜禽环保技术因素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贡献都超过了10万吨，最多的为2005年的52.721万吨。然而，畜禽环保技术效应的绝对值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2012年下降到10.132万吨，只有2005年的19.2%。畜禽环保技术效应下降的可能原因在于：通过引进畜禽环保技术，短期内畜禽养殖污染物的处理率会有所上升，畜禽污染排放量减小，然而随着环保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稳定，其对畜禽污染物的减少效应会减弱。因此，在短期内畜禽环保技术的引进可以降低畜禽污染物排放量，但是长期来看其对畜禽污染物的减少能力将会不断削弱，需要不断对畜禽环保技术进行技术创新。劳动力因素也是促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效应最高的为2008的34.835万吨。随着畜牧业的规模化发展以及科学养殖模式的推动，畜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能够合理利用相关技术和信息降低畜禽污染排放量。

　　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发展效应为正值，意味着产业结构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的增加起了正向推动作用。2001-2012年间，产业结构效应取值区间为0.641万吨-3.044万吨，最多的为2008年的3.044万吨。经济发展效应最多的为2008年的75.813万吨。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发展效应为正向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类、家禽和蛋类食品的需求也会上升，这就要求畜牧业不得不扩大养殖规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从而使得畜禽污染排放量增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伴随经济的继续平稳发展和人们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并得到实现，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发展效应将仍然是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因素。

　　基于2000-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业的面板数据。借助脱钩评价模型，实证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采用LMDI模型对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脱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等标排放量由2000年的24.32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37.87万吨，增加了13.54万吨，年均增长率为3.76%。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面源污染中，畜禽养殖TN、TP和COD排放比例分别为72.64%、81.09%和85.43%，所占比例超过化肥和农村生活污染的总和，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2001-2008年期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排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主要为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两种状态：2009-2012年期间的脱钩状态表现为强脱钩状态：2001-2012年之间整体脱钩弹性值为0.19，呈弱脱钩状态。分区域来看，安义县、九江县、瑞昌市、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星子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和万年县的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弱脱钩状态；新建县、余干县、鄱阳县、景德镇、新干县和贵溪市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增长联结状态；南昌县、进贤县、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东乡县和余江县畜禽养殖污染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扩张性负脱钩状态。

　　畜禽环保技术因素和劳动力因素促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下降。然而，畜禽环保技术对畜禽污染物的减少能力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产业结构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促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增加。

　　第一，积极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以种养结合原则调整畜牧业生产空间布局，采取一定的激励或者强制措施。促进畜禽粪便还田，减少畜禽粪便向环境排放：实施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大力发展养殖业循环经济，建立以沼气为纽带形成“猪-沼-菜”、“猪-沼-果”、“猪-沼-林”、“猪-沼-鱼”多功能生态养殖和循环经济模式。

　　受益于经济发展驱动，宁强县各镇（街道办）、村面貌持续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畜禽养殖演变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基于多年来对乡镇畜禽防疫的观察、统计以及对相关资料的查阅，本文就驱动宁强县农村畜禽养殖演变的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以期明确其趋势，为未来农村畜禽养殖及防疫提供参考。

　　据该县畜牧中心统计，截至2016年6月，全县生猪保有量35.5万头，大中型生猪养殖场（公司）13个；牛存栏3.76万头；羊存栏2.28万只；家禽存栏102.3万只。全县存栏千只以上土鸡规模养殖户32户，存栏30只以上的规模养羊户136户，存栏基础母牛15头以上的养牛户19户。全县畜禽养殖类专业合作社56个。在标准化饲养导向下，全县建成省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场6个、市级标准化示范场11个。

　　在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相关研究报道中，有关农村畜禽养殖演变驱动因素可以归结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农村居民点演变、农村人力资源外溢、政策因素等，而其中国家相关政策这个突变性因子则可能带来畜禽养殖的跳跃式发展[1，2]。这些驱动因子对区域的畜牧业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根据多年来的统计，总体上，散养农户饲养总量呈逐年递减态势，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及其饲养量逐年递增。

　　据宁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末，基本经济指标中，宁强县农村人均收入在2008年初的基础上翻了两翻至8 056元，经济总量由15.27亿元增加至64.12亿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内镇、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畜禽养殖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得以显著提升，相应技术服务配套体系也在改革中更加适应发展要求。县域经济总量的增加，使得各类新兴经营主体的实力更加雄厚、融资更加便捷。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需求的变革，促使县域内畜禽产品由以生猪为主到多类畜禽产品并行发展。

　　从2008年以来，零散居住的农户从交通不便或居住环境较差的地方逐渐向交通便利的主干道周边、安置点聚居，在此过程中，农户的散养行为被迫改变为圈养，并且保有的畜禽数量相比于其散居时大幅减少。

　　在对县域内农村经济及农民收入多年来的统计中，外出务工收入约占农户家庭经济总收入2/3，因相比于务农，绝大多数农户外出务工收入相当可观，致使农村主要劳动力资源外溢创收。在对村的统计中，尽管外出务工人数约占全村人数的1/3，但因留守的2/3人群为老弱妇幼，且留守的劳动力疲于照看小孩上学和照顾老人，使得农户的畜牧养殖被迫向耗占劳动时间少的禽类养殖转变，并且仅散养数量极少的禽类。

　　宁强县是农业大县，多年来，生猪一直是该县的政策性主导产业，带动了畜禽产业发展。但随着南水北调供水系统的常态化运行，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日益苛刻，政策已偏向于以保护环境为主，而该县以丘陵地貌为主，主要分布于河谷地的规模化养殖场（公司）将面临整改或淘汰[3]。

　　近年恚畜禽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使得一些外地优良畜禽被引种至本地，并迫使本地畜禽品种逐步消失。但在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中，外地优良畜禽品种的跨区域、大范围养殖极易形成同质化的产品过剩和动物疫病防控风险，相应畜禽产品也无法形成价格优势。而可喜的是，在同一时期，正显露苗头的地域特色型畜禽养殖，即基于注重发掘地方特色的畜禽品种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因其利于形成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对促进地方畜禽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受制于农村居民点演变、农村人力资源外溢影响、人们对多元化的畜禽产品的需求，新型经营主体如合作社、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养殖大户等将越来越多。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主要是为满足县域市场畜禽产品需求，平衡散养农户畜禽养殖减少的产品产量。

　　受益于经济发展，县域内畜禽产业基础条件持续改善，传统零散的农户养殖总量持续萎缩，规模化养殖及新型经营主体也不断涌现。而宁强县自成为京津水源涵养地后，在优先考虑环境保护的前提下，降低面源、点源污染是畜禽产业发展的首要考虑因子，该县原有政策引导下偏粗放型的畜禽产业发展模式亟需转型升级，向生态循环可持续、注重集约化及畜禽业废弃物充分利用方向发展转变。而在此过程中，将迫使规模化的养殖场（公司）增加投入，进行粪污无害化处置，也需要大农业思路下的区域公共财政引导，连片推进农村能源建设和农业种植方式转变，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将面源污染降至最低。

　　随着新型畜禽经营主体的增多，他们对本地特色畜禽品种培育、养殖、管理、营销的相应技术及服务需求将增加，与之匹配的，该县的畜禽技术服务体系则需进行改革：一是要引导对本地特色畜禽种质资源普查建档，及时形成特定畜禽品种的科学繁养、管理、可追溯体系；二是注重市场信息搜集分析及市场调研，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市场动态信息；三是区域性的动物防疫的监测预警信息搜集、及防疫效率进一步提升[3]。

　　[1] 姚立才.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务工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分析[J].唯实，2007（7）：68-72.

　　1．1畜禽粪便样品的采集在安徽省范围内分别选取淮南、广德、巢湖、桐城、怀宁和颖上共6个地区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所产生的畜禽粪便作为试验材料，畜禽粪种类包括肉鸡、蛋鸡、肉牛、奶牛和生猪5种，按有机肥料的采集与处理方法采集样品84个，其中肉鸡粪18个，蛋鸡粪12个，肉牛粪24个，奶牛粪18个，生猪粪12个。采集到的畜禽粪便样品自然风干后过1mm尼龙筛，置于样品袋中干燥保存备用。

　　1．2样品分析方法总N、P、K、有机碳等养分含量按照《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5］，Cu、Zn、Pb、Cd、Cr采用HNO3-HClO4(3∶1)消煮提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重金属Hg和As采用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测定。1．3畜禽粪便量及养分、重金属排放总量的计算不同畜禽粪便排泄量及粪便中养分含量差异很大，与动物的种类、品种、生长期、喂养饲料等诸多因素有关。研究中畜禽种类的饲养周期和日排泄量综合国内资料确定，粪便中养分和重金属含量等数据由该次调查取样分析结果确定，养分及重金属含量均以干基计。Q=N?T?P式中，Q为畜禽粪便年总产生量;N为饲养量，采用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中的数据;T为饲养周期;P为排泄系数，是指单个动物每天排出粪便的数量。肉牛和奶牛生长期一般长于1年，因此排污周期取365d，采用年末存栏量作为当年的饲养数量;猪的平均饲养周期为199d，以猪的年出栏数代表猪当年的饲养量;禽类养殖中肉鸡的生长期一般为55d，蛋鸡为210d［6］，因缺少肉鸡、蛋鸡及其他禽类的具体统计数字，取肉鸡的生长期55d代表禽类生长周期，以禽类的出栏数代替当年饲养量。各畜禽品种日排泄系数采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华东地区的数据［7］，见表1。用畜禽粪便年总产生量折算成干基质量，乘以对应的粪便中养分及重金属含量即可计算出安徽省畜禽养殖业2008年排放的氮、磷、钾养分总量及Pb、Cr、Zn、As等重金属总量。

　　2．1总N、P、K养分含量由于畜禽种类不同，各养殖场间的饲料成分配比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量不同造成不同种类粪便中养分和重金属含量差异较大。其中粪便全氮含量肉鸡最高，平均为39．6g/kg，其次为生猪，平均35．1g/kg，蛋鸡和奶牛依次为33．2和16．6g/kg，肉牛粪便全氮含量最低，为13．4g/kg;全磷含量蛋鸡、肉鸡明显高于奶牛和肉牛，其中蛋鸡最高，平均为18．9g/kg，肉牛最低，平均为10．7g/kg;全钾含量不同品种间差异较大，奶牛和肉牛差别不大，分别为11.4和11．8g/kg，而蛋鸡和肉鸡分别达到30．8和27．7g/kg，显著高于奶牛和肉牛;含水率方面除了肉鸡粪便较干燥，含水率为41．1%外，其余畜禽品种的含水率均在75．3%～82．3%;有机碳含量上各畜禽品种差别不大，范围在340．9～392．6g/kg。总体来看，由于蛋鸡和肉鸡消化道短，饲料中的养分吸收利用较少而随粪便排出较多，因此蛋鸡、肉鸡中的氮、磷、钾养分总含量高，分别达到82．9和83．0g/kg，其次为生猪，总养分含量达到69．0g/kg，奶牛和肉牛粪便中总养分含量最低，分别为40．3和35．9g/kg(表2)。

　　2．2重金属含量由表3可见，粪便中铅含量以猪粪最高，为20．6mg/kg，其次是奶牛，16．1mg/kg，蛋鸡、肉鸡和肉牛Pb含量差别不大，分别为13．3、12．8和13．8mg/kg;Cd含量除了肉鸡较低，为0．33mg/kg外，其余各畜禽品种差别不大，平均含量范围在0．45～0．59mg/kg;Cr含量生猪最高，为48.2mg/kg，其次是肉鸡，32．6mg/kg，奶牛和肉牛差别不大，分别是18．4和19．1mg/kg，蛋鸡最低，11．8mg/kg;Cu、Zn含量均表现为生猪＞蛋鸡＞肉鸡＞奶牛＞肉牛;Hg含量以蛋鸡最高，102．5μg/kg，其次是生猪，44．0μg/kg，奶牛和肉牛含量差别不大，分别是25．5和29．8μg/kg，肉鸡最少，为10.0μg/kg;As含量以生猪最高，19．75mg/kg，其次是肉鸡、奶牛和肉牛，蛋鸡含量最低，为0．98mg/kg。总体来看，猪粪中重金属含量普遍高于牛和鸡，尤其是Cr，约为蛋鸡的4倍，Cu和As含量约是蛋鸡的20倍;蛋鸡粪中Hg含量较高，约为牛的3～4倍，其余重金属含量都较低。此次取样的畜禽粪便中Pb、Cd、Cr、Hg、As含量均没有超出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8172－1987)和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1984)中的含量控制标准值［8－9］，但因农田或菜地连续多年大量施用而引起的重金属累积超标风险依然存在。

　　2．3排放量估算由于安徽省统计年鉴中仅对牛和家禽总量的年末存栏量和出栏数量进行了统计，而没有奶牛、肉牛、蛋鸡、肉鸡等不同畜禽品种的详细数据，因此在计算过程中以奶牛和肉牛养分及重金属含量的平均数值代表牛，以蛋鸡和肉鸡养分及重金属含量的平均值代表禽类。通过计算得出安徽省当年畜禽养殖业产生的粪便和其中的养分、重金属含量见表4。由表4可见，2008年安徽省畜禽养殖业产生的粪便中纯氮、磷、钾养分的排放量分别约为113235、58441和80573t，相当于24．62万t尿素(含N量46%)、111．59万t过磷酸钙(P2O5含量12%)和16．18万t氯化钾(K2O含量60%)，按照2008年安徽省耕地面积414万hm2，每1hm2农田可承载的畜禽粪便的最大负荷为150kgN/hm2计算［10］，则安徽省耕地面积可承载的最大粪便量为62．1万t总氮，而安徽省的畜禽粪便总氮量为11．3万t，是耕地最大承载量的18．20%。2008年畜禽养殖业通过粪便排放进入到环境中的重金属Pb为72．59t，Cd2．30t，Cr125．97t，Cu977．96t，Zn1123．98t，As32．67t，Hg为171．41kg。因为该调查对牛、猪和鸡以外的畜禽种类缺少统计分析，以及计算方法上的原因，安徽省2008年畜禽粪便的实际产生量要大于以上计算结果。

　　全市养殖最多的为肉鸡,占养殖总数40.65%,最少的是奶牛,仅占0.63%。各县区养殖种类及数量详见表1。灵武市、永宁县畜禽养殖数量最多,其中灵武市为1233252头(只),占全市总数的38%,永宁县910919头(只)占28%,其次是贺兰县、金凤区,分别为14%和7%,畜禽养殖数量最少的是西夏区和兴庆区。

　　(1)畜禽养殖业经营方式和饲养规模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畜禽养殖在农村作为家庭副业的一小部分,多为分散经营,饲养规模小。近几年来,集约化养殖迅速发展,养殖规模越来越大。养殖种类主要以羊和肉鸡为最多,分别占饲养总量的27.54%和40.65%。2)规模化养殖场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周边地区。由于银川市区域中心地位的不断加强,城市化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肉、蛋、奶需求的不断增加,城市周边养殖场不断增加,大量畜禽粪便,对城市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3)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灵武市、永宁县、贺兰县,分别占37.80%、27.92%、14.09%。4)有污水处理设施及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的不到10%,大多数养殖场产生的污水都是直接排放,畜禽粪便经无害化处理还田利用率低。

　　通过收集各类文献资料中列出的有关经验系数,并向银川市水务、水利、地质、畜牧生产、农业环境保护、水利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咨询,结合实测,确定了银川市各类畜禽养殖用、排水量,经验系数(见表2)。

　　不同畜禽养殖类型,其排泄量有较大差异。对畜禽粪便排泄指数,我国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较全面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数据。不同的畜禽其生长周期也有一定的差异,根据畜禽的生长周期及其排泄指数,可以计算出畜禽每年废弃物的排放量。参照《浙江省农业农村面源污染状况及防治对策》及《全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及防治对策》,调查中采用的专项系数经验值见表3、表4。根据养殖种类、数量及产排污系数等经验值计算[2],2002年全市畜禽污水产生总量334.72万吨,粪尿产生总量144.61万吨,其中畜禽粪产生量97.76万吨,占67.61%,尿产生量46.85万吨,占32.39%。粪尿中COD产生总量2.52万吨,氨氮产生总量0.24万吨。

　　畜禽粪便堆放经过雨水的淋溶、侵蚀及清粪冲洗极易进入水体中,在不同地区、不同管理水平下畜禽粪便的流失程度差异很大。据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科所(1997)对畜禽养殖场粪便流失情况进行的研究,从全国来看,畜禽粪便污染物进入水体的流失率如表5所示[3]。据上海市对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甚至可达到25%~30%(上海环保局,2000),可见表5中的畜禽粪便流失率尚属保守数字。经过我们实地监测、调查,通过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入纳污沟污水中污染物COD和氨氮的检测分析,我们确定银川市规模化养殖场的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为25%左右,则全市2002年畜禽污水排放总量为234.31万吨,粪便排放量为36.15万吨,COD排放量0.63万吨,氨氮排放量0.06万吨。

　　传统的家庭畜禽散养,清粪、污水的产生量较少且分散,有限的畜禽粪便可以作为有机肥料及时使用,一般不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则不同,其粪便、污水的产生量大、集中,且场地、用具多采用水流冲洗。污染途径主要为:1)场地用水冲洗过程中,粪便随水流失;2)粪便在堆放贮存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3)粪便、污水直接排入附近河道或直接灌溉农田,污染水域。污染特点主要为:1)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大,处理水平低下。2)污染源点多、面广,治理难度大。3)畜禽养殖污染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是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易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物。通过本次调查、计算,灵武市、永宁县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数量最多,产生的污染物最大。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以四二干沟和灵武东沟最为严重。仅从水体来看,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而畜禽场散发出的甲醇、硫化氢、氨气等恶臭气体以及细菌等寄生性虫卵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更大的威胁,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随着养殖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禽大规模的传染病已经成为制约养殖户增收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在我市的春秋两季，是禽类传染病的高发期。在禽类的养殖过程中，传染病是造成禽类大量发病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能够对养殖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在禽类的养殖中，做好禽类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是发展养殖业的重中之重。

　　在家禽的养殖中，其传染病种类繁多。每一类禽类传染病都有属于自身的特征，并在呈现出不同的发病症状。

　　家禽传染病具有普遍存在性，主要是因为疾病本身有破坏性的特征，再加上传染病蔓延速度快，因此，在规模较大的养殖场出现家禽传染病的机率更大。通常，禽类传染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有两种：第一，一些禽类传染病毒抗药性强，不容易被摧毁；第二，养殖户所使用的养殖饲料为各种传染病毒的蔓延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因此，在禽类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中，养殖人员应该认识到病原体分布广泛的特征，多种禽类可能会被同一种传染病同时感染。针对不同的传染病及其各自的特点，要使用不同的疾病控制措施，彻底解决家禽传染病问题。

　　家禽传染病一旦蔓延成趋势，将会导致各种禽类发病甚至死亡，进而减少家禽养殖户的资金回报率。

　　在家禽传染病的预防过程中，应该不断加强禽类养殖人员的素养，定期对各类家禽养殖户进行养殖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其防治家禽传染病的观念。我市的家禽专业养殖工作者每年定期下乡，对乡镇养殖户的禽舍进行各种防疫工作，防止各种禽类传染病的发生。同时，我市常年举办养殖专业户的培训工作，普及各种禽类传染病具体的防治措施。如此以来，能够较好地落实我市养殖业发展的具体计划。推动养殖业稳步前进，促进我市县乡养殖业想专业化和集约化方向转变。

　　2.1净化环境。做好禽舍的环境净化工作，保持良好的场地清洁，能够有效地降低禽类传染病的发病机率。一般来说，禽类传染病的病原体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如果禽类所生活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那么，将会加快病原体的传播速度和蔓延规模。针对上述情况，禽类养殖人员应该做好禽舍的日常清洁工作，并定期定时对禽舍进行消毒处理。通常，在冬春禽类传染病高发期，应该加强禽舍的消毒清理工作。从根本上减少导致禽类感染传染病的源头，提高禽类生活的环境质量，提高禽类养殖户的收入。

　　2.2在养殖场的门口要建设专门的消毒池，并由专业消毒人员进行养殖场的日常消毒工作。对于消毒池来说，应该保证每4天换水一次。一般来说，烧碱和消毒灵都可以作为消毒水使用。在进行禽舍的消毒工作中，专业人员应该要穿上专门的衣服和鞋子。在进入禽舍时，应该从消毒池旁边经过。在禽舍的管理中，没有经过专门消毒的物品不能被带入禽舍内部。而且不同禽类所使用的用具和饲料不能混在一起。

　　2.3做好家禽饲料和水源的质量保证工作是杜绝传染病源的重要措施。禽舍养殖人员应该定时对禽舍内部的各种用具进行清洗，包括各种水具、饲槽等。而对于禽舍外部的环境要保持干净。应该定期使用生石灰或者漂白粉进行消毒工作。除此之外，养殖人员还应该加强对禽舍的灭虫工作，通常，一个月可以采取两次全禽舍的药物投放，在其投放过程中，应保持禽舍内外环境的整洁，尽量减少各种传染病原体的传播机会。

　　3.1做好禽舍内部的通风换气工作是预防家禽传染病的重要工作之一。一般来说，家禽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身体新陈代谢较快，对禽舍的空气需求量大。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禽舍通风十分必要。夏季温度较高，禽类的排泄物在潮湿和闷热的空气中会滋生各种细菌，成为家禽传染病的来源。所以，养殖人员应该注意定期定时对禽舍进行换气工作，确保禽舍内部空气的通畅性。

　　3.2禽舍内部的湿度和温度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控制。适宜的温度和适度能够有效地调节禽类的本身的温度。这对家禽日常的生活和各种营养的吸收有重要的关系。所以，要想保证家禽良好的身体状况，应该控制好禽舍的温度。但是禽舍的湿度并没有温度要求那么高。根据我市具体的气候状况，禽舍内部的湿度一般保持在40%左右为宜。

　　3.3在家禽传染病的防治过程中，做好光照的控制工作能够切实减少家禽传染病的发病率。一般来说，禽舍在选址时，就应该考虑到光照的问题。通常禽舍的门窗要朝阳，保证通风和充足的光照。适当的光照能够有效保证禽舍内部的干燥，避免细菌的滋生，有利于禽类的健康生长。

　　综上所述，家禽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对于养殖业的未来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各种禽类的养殖过程中，养殖场的养殖人员应该切实做好家禽传染病的预防工作，进一步减少家禽感染疾病的比率。要做好家禽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不仅要加强禽舍内外部环境清洁和管理，而且要切实做好禽舍的消毒工作，切断各种疾病病原体的传播途径。如此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减少养殖户的成本投入，增加其收入。

　　[1]李凯年，逯德山，家禽健康养殖的关键——维护肠道完整性[J]，中国动物保健，2009（03）.

　　[2]曾政，邓小红.王希良，布鲁氏菌OMPl6重组亚单位疫苗的初步研究[A]，第二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

　　[3]赵力，刘志豪，周伟，陈佰爽，吴程前，金雷，修饰抑制活性炭在铅碳电池中的析氢[A]，第29届全国化学与物理电源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1.

　　随着抗生素在养殖业方面滥用情况越发严重，越来越多的抗生素进入环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畜禽排泄物作为有机肥用于农业生产，可能造成土壤抗生素污染，危及农产品安全。残留的抗生素随动物粪便施肥进入土壤后，会被植物吸收积累，并破坏植物根际周围的微生态平衡。抗生素污染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研究热点之一，但据我们了解目前这些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而且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水生生态系统，而面对复杂的抗生素污染的源头——粪便的行为归趋、生态毒性的研究还不够，抗生素广泛应用于畜禽的养殖业中，其中85%以上的抗生素以原形或代谢物的形式经粪尿排入到环境中，导致畜禽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抗生素，这是抗生素污染的源头，所以，从粪便中筛选出抗性细菌就成了目前研究水平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抗性细菌的筛选对如何减少抗生素污染、抗性基因在整个抗生素污染链条中的作用等等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以此为题进行一系列基于抗性细菌筛选的实验。

　　在项目开始之前，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到当地养殖场进行实地考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抗生素的滥用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暑期完成了酵母菌对污水染料的脱色及酶活测定研究，熟练掌握了微生物培养的基本流程、无菌操作技术、高速离心机等仪器的使用。

　　分别选择五个猪养殖场和鸡养殖场，并进行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养殖户养殖规模常用的抗生素种类，常用抗生素的用量及使用方法，每个养殖场每天的出粪量及粪便去向。

　　实验粪便样品按五点采样法采取，用平板菌落计数法，细菌选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选取10-5，10-6，10-7三个稀释度涂布；放线菌选用高氏一号培养基，取10-4，10-5，10-6涂布；真菌选用马丁氏培养基，取10-2，10-3，10-4进行涂布。培养后记录每个平板上的菌落形成单位（cfu）。

　　在进行了养殖户调研之后得知，在猪和鸡的养殖过程中常用的抗生素有青霉素、头孢氨苄、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林可霉素、阿司匹林等，本实验选取阿莫西林，庆大霉素，头孢氨苄，卡那霉素四种抗生素进行细菌的抗性研究，并分别进行了单抗，双抗，三抗和四抗共15种组合情况下抗性细菌的计数。

　　将采集的粪便样品用无菌生理盐水制成悬液，并加入不同浓度的庆大霉素（价格低廉、取材方便）进行培养，每隔一段时间采用平板菌落计数法对其中的可培养异养细菌总数和抗性细菌计数，对数据进行分析。

　　综合各方面因素后选取了取阿莫西林，庆大霉素，头孢氨苄，卡那霉素四种抗生素进行细菌的抗性研究，并分别进行了单抗，双抗，三抗和四抗共15种组合情况下抗性细菌的计数。最后选取庆大霉素并设定不同浓度进行抗生素与抗性细菌数量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研究。可得到周围养殖场粪便中抗生素含量的初步研究结果。

　　经过对猪，鸡养殖户进行调研取样，可以分析出禽畜粪便中微生物的分布状况及抗生素的使用对禽畜粪便中微生物群落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看出在养鸡场中，青霉素的使用量最大，其次是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在养猪场中则以头孢类和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居多。从养殖场的粪尿中分离出的细菌进行实验室筛选和培养，分别检测其对于四种抗生素十五种不同组合形式的抗性情况。通过对抗生素抗性的检验，我们可以直观的分析出不同抗生素的组合类型的所占比重，从而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减少土壤中抗生素污染。 [科] 利澳线路测速，